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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泸州.董洪良

时间:2016-08-05 17:33:03 点击:

  核心提示:论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摘要]:张爱玲在小说结集《传奇》中,依托沪港洋场为背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独创了具有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文学独特之美和不同于“五四”文学的人物性格塑造。她捡拾...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在小说结集《传奇》中,依托沪港洋场为背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独创了具有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文学独特之美和不同于“五四”文学的人物性格塑造。她捡拾起个人成长和破碎的没落家族记忆,塑造和刻画了一个个鲜活而又跃然纸上的女性典型人物形象,成为具有情感宣泄和时代印记这一双重烙印的“张氏传奇”。经过比较,大致上可以将其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四类:精神层面缺失爱的寡欢者形象、女性意识世界里努力挣扎的反抗者形象、封建旧文化苦海中被淹没的顺从者形象和精神世界里寄托作家某种情愫的“完人”形象。在她们身上,反映出了大都市的繁华与糜烂、雅俗与善恶的二元混杂,也折射出依附男权封建观念的精神遗害、社会对女性无情的排斥和女性心理情欲、情愫的某些内在隐秘,揭示了作者自觉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女性生存哲学的自我思考,以及对封建旧文化的积极反叛。

[关键词]张爱玲;传奇;女性视角;女性形象

 

荒凉颓废的大都市,一个个典型人物粉墨登场,他们在沪港洋场这个梦幻般的人生与戏剧性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繁华与堕落、雅俗与善恶般的情景剧,苍茫而悲凉。而那些掩藏在华丽旗袍下肉欲的奢靡和狂欢,那些燃烧在灯红酒绿里的畸形激情和性爱,那些被囚在黄金枷锁里对性的原初渴望和挣扎,那些埋葬在无爱婚姻里扭曲的人性和面孔,那些消沉在欲望的沟壑中颓败的人生和无望的反抗,以及那些带有作家情愫和时间印记的黄昏、月夜、街巷、公馆等等,无不如一组组镜头、一幅幅画面,组成张爱玲的《传奇》世界——它直面的是处于趋西和洋化环境里却依然顽固存活着的中国式封建心灵和这种心灵所面对的恐“现代感”心理隐忧。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自觉且自然地流露于她写作的文本之中,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巧心布置。她自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1]P.137)因此,她的文本中,叙说的都是小人物女性的悲琐命运,暴露的也是女性小人物的弱点和诟病,进而挖掘女性悲剧的内在实质。

下面,让我们一步步走进张爱玲小说结集《传奇》中的女性人物:

一、精神层面缺失爱的寡欢者形象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痹诖车姆饨ㄉ缁,封建男权占据绝对的优势和领导地位,对女性自身而言,往往因遭受封建父权意识的压迫而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作为“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张爱玲,其女性主体意识很自然地将男权排除在了文本之外,把女性家长放置在对女人价值的一些体验、醒悟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上,同时,又具象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从这一角度出发,张爱玲塑造的一批女性家长形象,已经很明显地传达了作家要打破把女性安置在从属地位上的刻意。如《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和麻油店出身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老太太、《留情》中的杨老太太,《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等等。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又不可避免地被刻上了“时代的迂回与变迁”痕迹,属于在封建男权制度下一群缺失爱的精神寡欢者形象。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扭曲的人性、缺失爱的悲哀与痛苦,她们一方面为了金钱和权力而受着“自寡”,另一方面又恶毒地报复他人,以“寡它”。她们对金钱的重视、对物质的占有和对繁殖的自然需求,难以令人理解。她们客观上就是为了生命本体的简单存活,而没有抵达和触及高尚的“精神领域”。几千年来历史积压在女性身上沉重的经济桎梏,在张爱玲“苍凉”的《传奇》人物形象身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在张爱玲的《传奇》中,一群精神寡欢者背弃了理应被爱情、亲情等包裹的正常的“爱”,直接奔向了家庭的财产和权力、地位。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闭庑┰男∠备久,忍着青春的寂寞与情欲的缭绕,艰难苦楚地生活着,日熬夜熬,终于变成了主导整个家庭的女性家长。对于老太太们来说,亲情、爱情,远远比不上她们耗尽青春和爱情所守卫着的财产,而财产早已变成了囚禁她们青春、爱欲和幸福的牢笼,成为埋葬她们原初情感的墓地。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缺失爱的寡欢者形象典型。除了三叔季泽对她有意过外,她几乎没有得过任何什么爱,包括她回想年轻时肉店的朝禄、丁玉根等几个人,或许也只是喜欢和她开开玩笑而已。她自己缺失爱,却又自己制造不幸,把它延续到了女儿身上。七巧作为女性家长,她的母爱已经被黄金枷锁取代和扭曲。为了保住她的财产,七巧骂跑了她认为要占女儿便宜、进而谋图她家财产的她的侄子曹春熹,又不肯给长痢疾的长安治病。在长安的婚事上,七巧更是为了陪嫁的嫁妆处心积虑:一方面,作为母亲,她是想给女儿置办一份嫁妆的。但另一方面,对家庭财产和金钱的占有欲使得她推脱女儿结婚不是时候,偏赶着钱不凑手。当旁人劝说按新派办法、省着点也好时,七巧终于暴露了她的本意,说道:“什么新派旧派?旧派无非排场大些,新派实惠些,一样还是娘家的晦气!”她刻意让长白安排饭局,阴谋地在席间撒了个“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的谎,破坏了长安与童世舫的婚事,断送了女儿终身的幸福。说到底,就是怕女儿带走她的部分钱财。其道德、人性消失殆尽,更谈不上什么母爱了。类似的这样的母亲,还有《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在面对两个儿子、儿媳嫌弃女儿白流苏,想把她赶回亡夫家做寡妇时,也没有表现出做母亲的怜悯。她给流苏指明的出路“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她丢失了原本属于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真挚的爱,没有尽到理解女儿、支持女儿、挽留和拯救女儿的责任,而是狭隘、自私地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不仅没有表现出母亲的怜悯,反而暴露了“缺失爱”的本来面貌和本性。

严格意义上来讲,张爱玲《传奇》中这些缺失爱的寡欢者,既是封建旧文化的受害者,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施害者和新的精神遗害的帮凶!按偈谷松聿挥杉旱丶尤胱约菏芎、然后迫害别人作为对社会的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使一个身受男权社会百般残害的女人,却出色地充任了残害别的女人的恶棍,扮演了男权政治的宪兵的角色”。[2](p.36)]七巧在分家之后,她怀着一种畸形的心理开始了对他人迫害:自己无法获得的幸福,别人也无法得到,这包括自己的儿子、女儿、丫头。她以芝寿的嘴唇厚、“见了白哥儿,她就得去上马桶”等语言不断地羞辱儿媳,在公开场合抖露儿子儿媳生活的隐私,她还把一个丫头娟姑娘给了儿子做小,破坏儿子与媳妇的婚姻。她让儿子陪她抽大烟,不与儿媳同床,逼得儿媳几乎发疯。在她的折磨下,儿媳袁芝寿郁结怨愤、得肺痨死去。娟姑娘在芝寿去世、被扶正为姨太太后不到一年,也被逼得吞生鸦片自杀了。七巧对儿子白哥儿的笼络、纳妾和变着方儿哄他吃烟的变态行为,体现了她自私的母爱。她已经从对金钱的占有,发展到了对儿子的占有,其寡欢者“自寡”与“寡它”行为,暴露出了七巧无比扭曲的人性。难怪当年傅雷认为《金锁记》是张爱玲“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3](p.410)夏志清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为“中国从古至今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4](p.6)

王安忆曾说:“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惟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

小说![5]P.7张爱玲的女性主体意识,在七巧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得到较完整的体现:

七巧年轻时候对大奶奶玳珍的赌咒,诉说着她作为女人的委曲;对三少爷季泽的表白,宣扬着她对受压抑的情欲的反抗;对来探望她的兄嫂的斥骂,抨击着造成她人生悲剧的封建婚姻制度。但是,这些不满与反抗,最后都屈服于黄金枷锁。最后,她把她过去所遭受的一切,全部变本加厉地报复于子女身上。

二、女性意识世界里努力挣扎的反抗者形象

张爱玲是一名女性主体意识作家,在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其实在很多地方都隐藏着她自己的生活影子。对于张爱玲来说,家和生命或许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6]P.5)幼年时父母长期不合最终分手,使得张爱玲的童年蒙上了沉闷的色彩,她过的并不快乐,青年时代又因母亲的自私、不管其求学的艰辛甚至生活的死活而失去了母爱,这些都给她的健康成长带来了障碍,也在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她在散文中写道:“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6](p.4)从小就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一方面,张爱玲是豪门巨族因时代变迁、没落而成为家族解体后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她又在时代的潮流中通过赴港求学借机改变生活来向命运进行积极抗争。因此,张爱玲将其自身的女性主体意识融入到她小说中笔下的人物身上,她所塑造的反抗者形象又因她自身“独在小楼,不管政治”的态度,而不具有“五四”文学那样的革命精神。所以,这些反抗者即使具有反抗性,也还是围绕着人性、围绕着世俗的人物所展开的,不免暴露出世俗的内容,又难逃世俗的属性。

《传奇》中的女性形象,个性各异,结局与命运也各有不同,这其中有反抗成功的,也有反抗失败的。成功的要数《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失败的有《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王娇蕊。她们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男人的态度和行动!澳凶鱼裤阶乓桓雠说纳硖宓氖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唯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也许这是唯一的解脱的方法!当然《倾城之恋》中还有战乱时局的因素。娇蕊在遇到佟振保后发觉真爱上了他,于是义无反顾地写信告诉了丈夫,打算离婚后以自由之身与其相爱,“她是十分自信的。以为只要她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别人总是绝无问题的”。但是振保不过是一个负心的、不敢承担责任的懦夫,为了自己的前程,弃她于不顾。王娇蕊为爱情反抗封建、世俗的行动,最终被振保这个“大有作为的人,一等一的纺织工程师”给毁灭了。白流苏较娇蕊的反抗要勇敢、曲折、丰富得多。她与范柳原的“倾城之恋”源于家人急着把她赶回已经离婚七八年的亡夫家做寡妇,兄嫂的冷嘲热讽、母亲的推诿不管,令她很伤心。但流苏不是一个甘心受压迫的人,她以实际行动反抗着家人所谓的“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等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在徐老太太张罗着为七妹宝络婚事的饭局舞会上,遇到了范柳原。后来又在徐老太太的帮助下去到了香港。白流苏的第一次香港之行是一次对封建家庭、封建道德的反叛。她拒绝了旧派家庭为她安排的守寡生活设计,试着摆脱窘迫去追寻新的生活;她冲破了封建遗老家庭的束缚,却在范柳原游戏的态度下陷入两难,希望与反抗、反抗与希望相互交织。她接受不了自贬身价去做范柳原的情妇,于是,第一次的反叛终遭失败;氐桨坠莺,等待她的,是家人更冷漠的面孔和亲戚间的冷嘲热讽:“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

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还污了刀!流言蜚语让白流苏再无容

身之地,她与她的家庭彻底恩断义绝了。结果,范柳原发来电报叫她回去,流苏受着家庭的压力,不得不第二次到香港,走上一条做柳原情妇的路。幸运的是,一场战争使得香港陷落而成全了她,终于正式成了范柳原的妻子,婚姻的保障使得她得到了经济上的安全。

张爱玲自言“只求自己能够写的真实些”[1](p.138)。从这一视角出发,《倾城之恋》称得上是描写爱情的典型之作。但白、范之间没有神圣的爱情。柳原一面说着“死生挈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出入浅水湾饭店时有意的当着人做出与流苏亲狎的神气,一面又“根本认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流苏的反抗既有肯定之处也有局限性,她大声抗议“你干脆说不结婚,不就完了!还得绕着大湾子”,同时也“使她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白、范之间的纠缠自始至终都是从功利性、讲求实效和世俗的算计出发,为了从对方获取实际好处。流苏跟柳原,图的是经济上的安全;范柳原要白流苏做他的情妇而不是真心要娶她。白、范二人的“倾城之恋”,丝毫没有“五四”文学中提倡的自由恋爱的神圣。反倒是借助一场偶然的战争,成全了这场恋爱。男女主人公通过战乱的洗礼,才在一刹那间认识到平凡夫妻的意义,开始过上了平常夫妻的生活。但是,这是白、范二人内心对未来茫然、对生命难以把握状态下的结合,完全没有爱情争取来后的喜悦。因为范柳原“现在从来不给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流苏虽然安慰自己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白流苏的“胜利”,总不免让人感到一种失落、无奈和不圆满!傲从肓魉盏慕峋,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p.136),这就是张爱玲所要表达的爱情。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在《传奇》中还塑造了个别已经悄然觉醒而又纠结于封建文化的女性,尽管有时候比较模糊,甚至为读者所忽略,但是,她们在张爱玲的笔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凡的。比如《倾城之恋》中的徐老太太,着墨不多,却印象深刻。她一方面为了经济安全又而苦恼的白流苏给出了明亮的暗示和指引:“年纪轻轻的人,不怕没有活路”,另一方面她又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左右,“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还怪白流苏,离婚七八年了,早点拿点主意,远走高飞,少受多少气!在为流苏介绍姓姜的先生不成后,又张罗着带流苏陪她到香港去,“我答应帮他的忙,就得帮到底”。最终才促成了一段“倾城之恋”的上演。此外,白流苏的四嫂,待在白公馆里久了,难免世故、世俗,想改变生活又没有勇气。在眼见白流苏离了婚再婚,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后,最后也决定和四爷离婚,开始进行了自我反抗。

张爱玲对女性意识世界反叛者形象的描写,展示了她独特的视角和聪明才智。她把中国封建文化对女性的摧残进行了更深入的审视和拷问。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作家们描写女性意识的觉醒不同,张爱玲的视角投放到了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实质上。正如振保多年后偶遇已经再嫁的王娇蕊时,娇蕊说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去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墒堑胶罄,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再如流苏,她也曾想去找个工作但又怕寻着低三

下四的职业,掉了身价后柳原不与她结婚?杉桓雠砸栏侥行陨钏硎艿木弥。同时,也深刻地表明女性意识的觉醒,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依赖意识,比如《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最终没有在香港之战的洗礼中变成革命女性。她们依旧没有走出传统女性的弱者怪圈,反抗也还停留在形式上,就连反抗的力度、力量,都还是卑琐的、纤弱的。

三、封建旧文化苦海中被淹没的顺从者形象

张爱玲对于封建旧文化苦海中被淹没的顺从者的塑造,在《传奇》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的妻子烟鹂、《封锁》中的吴翠远、《金锁记》里的长安、芝寿、娟姑娘等。她们是中国旧家庭制度下的悲剧人物,无目的地顺从和受人摆布。她们对幸福的得失,不那么强烈。虽然她们也有不满与反抗,但顺从多于反抗,而且反抗受到压制后就不再努力。如烟鹂内心里渴望着与人的正常接触和交际,甚至以听无线电来派遣心中的寂寞,她用与裁缝“雨天量衣”幽会的方式向振保提出了抗争,然而引来的却是振保的无视和经常喝酒,在外边公开地玩女人。以至于她向人哭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呵!真实要了我的命——一家老小靠他一个人,他这样下去厂里的事情也要弄丢了……疯了心似的……!张爱玲亦曾在散文中写到:“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伏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7](p.50)可见,在男权社会制度下的女性,其悲惨命运的源头还是女性自身的“社会顺从”。正因为这样,她们的悲惨命运是何等的卑琐,而反抗却又如此的艰难与不易。

姜长安是张爱玲小说中典型的旧文化苦海中被淹没的顺从者形象。小说通过她求学和恋爱两件事情巧妙呈现的。长安丢了一套被褥后七巧带着两个老妈子闹到学校去,她宁肯牺牲自己的学业也要维护自尊,“她不能在她的同学跟前丢这个脸。对于十四岁的人,那似乎有天大的重要”,这时,“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长安以后在街上遇到了同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无地自容,只得装作不看见,急急地走了过去。朋友寄了信来,她拆也不敢拆,原封退了回去。当长安通过长馨的介绍、兰仙的游走撮合而与童世舫订婚后,七巧竟骂自己的女儿“不害臊”、“要野男人尽管去找”,不断地羞辱长安,还嚷得一条街上都听得见,亲戚丛中自然更将这件事沸沸扬扬传了开去。最后,忍无可忍的长安还是作了顺从,“既然娘不愿意结这头亲,我去回掉就是了”,“她知道她会懊悔的,然而她抬了抬眉毛,作出不介意的样子”。这时,又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当童世舫询问她解除婚约的原因时,长安道:“我告诉过你了,不是因为你。与你完全没有关系。我母亲……”。于是,长安“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结束了,让人心酸惋惜,同时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类似于长安这样逆来顺受的,还有七巧的媳妇芝寿和由丫头作了姨太太的娟姑娘。七巧通过逼问长白,将两小夫妻间的隐私和秘密四处渲染,羞辱芝寿。同时,还趁着打牌的机会在牌桌上宣布出来,让芝寿的母亲脸皮紫涨,也无颜再见女儿,乘包车回去了。芝寿面对婆婆七巧的羞辱,一点办法都没有。她睡不着,又不敢开灯,怕婆婆说她少不了男人;芝寿的眼泪顺着枕头不停的流,她不用手帕擦眼睛,擦肿了,七巧又会说“白哥儿一晚上没有回房去睡,少奶奶就把眼睛哭得桃儿似的!背ぐ啄,除了对芝寿不甚中意外,又往花街柳巷里走动,真的应了那句,“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

对于这些封建旧文化苦海中被淹没的顺从者,张爱玲也写到了她们的反抗,但这是一种人性意识里最原初的一种反抗,它显得是如此的无力和软弱,比起强大的封建势力,根本就无足轻重。长安只是使些小手段,类似于挑是非、使小坏,不时地跟母亲怄气,仅此而已;除此以外,再无斗志。芝寿除了想寻死,即使把长白恨得牙痒痒

的,无非也就是跟丈夫闹上一场,从来没有想过用其他什么方式进行反抗,哪怕是面对七巧的羞辱时从语言上顶闯一下也好,但是芝寿唯一弱弱的反抗,就只剩下靠昼夜不让放下帐子这一件小事了。面对自己的婚姻幸福,她也没有积极地去争取,包括七巧把一个丫头娟姑娘弄来为老公做小,小说中也未见她吱一声。到后来随着姨太太生下小少爷,“丫头们丢下了热气腾腾的药罐子跑出去凑热闹了,敞着房门,一阵风吹了进来,帐钩豁朗朗乱摇,帐子自动地放了下来,然而芝寿不再抗议了”,应该说芝寿最后柔弱的反抗也放弃的时候,也就等来了死。娟姑娘在扶正后一年就“生吞了鸦片自杀了”,这种用死作出抗议的,属于最无奈、最悲哀的反抗了。但在封建旧文化的苦海中,在扭曲的曹七巧的迫害中,这样的举动又体现和维护了这种弱小者唯一的尊严。

四、精神世界里寄托作家某种情愫的“完人”形象

    所谓的“完人”形象,是参差对照意义上的。张爱玲《传奇》中的这一类女性有着相对健康的心理特征,如《茉莉香片》中的言丹朱,《心经》中的许太太都可看作这一类型的典型。这一类女性的塑造,让我们看到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

《茉莉香片》中的言丹朱与男同学聂传庆聊天,全是阳光健康的体现。聊到父亲言教授,“他在家里跟我们玩笑惯了的,上了课,也许我倚仗着是自己家里人,照常的问长问短,跟他唠叨”,日常生活平实简单;与聂传庆谈起德荃的事情,“我爱和许多人做朋友。至于其他的问题,我们年纪太小了,根本谈不到”,积极健康向上;“你老是使我觉得我犯了法……仿佛我没有权利这么快乐!”,单纯朴实!耙桓鲇邪榈募彝ダ锩娉ご蟮暮⒆,无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与同情——积极,进取,勇敢”。言丹朱真诚地关心聂传庆,关注他的成长和兴趣爱好、心事等等,并且愿意和他做好朋友。在这里面,我们听到的都是温柔、体贴的词语,带有生活本真气息的沟通和交流对话,这是张爱玲女性主体意识中对于女人的本性表达,不同于她作品中一向的苍凉笔调和悲凉情感,没有扭曲,没有畸形,没有病态,而是一个崭新的温情世界。

同样是写女人,同样是写母亲,《心经》中许小寒的母亲与《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的母亲,是“参差对照”的结果,是张爱玲“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的另一种描写和渴望。依据张爱玲“横空出世的来,旁若无人的活”的性格,这里面寄托着她的人格“完人”情愫。

《心经》中许小寒有恋父情结。小说以小寒在家里举办二十岁生日聚会向彩珠、绫卿等同学介绍父亲许峰仪时,开玩笑要大家把父亲认清楚,免得误认为男朋友为起点,继而引出小寒恋父的情愫来。殊不知,绫卿也爱着小寒的父亲。因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的带点崇拜性,小寒“牵着父亲的袖子,试着把手伸进袖口里去,幽幽的道,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备盖自蚴酝甲柚,“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当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到许小寒的恋情被母亲知晓而又不得不面对时,小寒的母亲表现出了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女性母亲应有的

情怀。她没有像一般人思维推测的那样,不气个半死,也要和女儿断绝母女关系,因为是女儿“她犯了罪。她将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的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如按照张爱玲笔下常有女性的人物特征,许小寒的命运和结局可以想见。但是,许太太却以惊人的伟大母性,果断处理既是母女、又是情敌的“复杂事件”,同时将过错作为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你怪我没早管你,现在我虽然迟了一步,有一份力,总得出一份力!蔽烁谋湫硇『,许太太马上为小寒安排了新的生活:“你明天就动身,到你三舅母那儿去!毙『溃骸澳恪惚鸲晕艺饷春醚!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许母除了安排好女儿休息后,还为她收拾行李,宽慰女儿回来时,自己还在家里等候小寒。

张爱玲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这样写道:“许太太并不理会,自顾自拿出几双袜子,每一双打开来看过了,没有洞,没有撕裂的地方,重新卷了起来,安插在一叠一叠的衣裳里。头发油、冷霜,雪花膏,漱盂,都用毛巾包了起来!至此,张爱玲女性精神世界里“完整”人物形象陡然高大,一串细微的动作,平静的表情,平淡的几句话语,用少许的、平淡的笔墨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位母亲的母性、人性,宽容、包容和其胸襟的伟大。这是《传奇》中除开大多数如狠毒、面目狰狞七巧类人物形象外,为数不多的没有表现“苍凉”意境的人物,如温情的暖阳,折照着作者、读者的内心。

尽管这样的篇什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不多,且不占主要位置,但它并不妨碍大家对于张爱玲小说多样性描述的深入了解和认真研读,其味其魅,可谓历久弥新,愈品愈有味。

综合以上四类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切均是反映封建遗老家庭和封建文化里男欢女爱、财产争夺等一系列世事变迁、聚散离合的生活情景剧,打有明显的奢华与堕落、雅俗与善恶的标签。因此,十里洋场和海派文化的靡靡情调绕着《传奇》久久不绝!拔野庾胖竿匪憷此闳,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8](P.427)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已经打破了传统作品中一贯以男性为主导并符合男性审美的这一标准。不管是人物角色选择,还是性格描写,都体现了两千年来女性作为弱者和男性附庸的心理解剖与揭示。

经济上不独立、思想意识上没有完全觉醒和奋起抗争,是这些女性人物悲剧最根本的原因。她们在没有钱的现实情况和基础上,似乎只有靠男性而生存,之于其反叛,以及这些女性与男权社会永无休止的“斗争”,体现了仰仗于“婚姻”和“经济安全”的生存哲学。

在张爱玲看来,婚姻和爱不会全然重叠。在以男性权力为标志的社会里,男人本身只把女人作为可以随意摆弄的物品,当作一种附庸。女人对自己的处境和表现,只能无能为力甚至无动于衷,好似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再反抗也是徒劳。即使有过反抗,也一样以悲剧收尾。这正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虽然勇敢的脱离婚姻的桎梏,但最终为了生存,还是又一次走进了婚姻的围城。因此,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意识便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迫切的生存意识!八暗氖,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的生存”。[9](p.431)她笔下这种系于生存哲学意义上的“斗争”,是无数女性自我生存和生命存在的迫切需求。所以,我们从她塑造的人物形象上看到了沪港洋场里中国女性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生存影子和心狱之苦,悲凉、压抑、扭曲、变态、丑恶,心酸又无奈。而在求生存、仰仗婚姻、寻求经济安全与庇护、谋取出路、挖掘女性的人性与本性,直至追求幸福、找寻自我等等方面,无不体现了张爱玲以其独有的女性直觉和生命感悟对女性意识觉醒所进行的深入剖析:即女性本身对男权社会的依赖性,是女性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张爱玲作品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看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屈辱的地位上形成的扭曲的心态与其难以根除的影响。她以女性的立场和个人终身对爱情、婚姻的态度与信念,向“男子的文明”提出了深刻质疑。

张爱玲《传奇》的视角是独特的。她笔下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特殊时代的印记和缩影,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这正如她自己所言:“个人

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1]P.104上述四种女性人物形象的选择,不仅是对传统男性视角的颠覆和对文学传统与惯例的“逆袭”,更是对男权社会审美观的一种反叛,也是她对“五四”以来女作家们所宣扬的“人间有爱”的主题所提出的一种质疑和思考,她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诠释了人间无爱。无论是母子情、母女情、夫妻情、妯娌情、兄弟姐妹情,在张爱玲的笔下多是扭曲、畸形和变态的;一个又一个典型形象的塑造,对于封建遗老家庭面目的揭露、批判,都体现了张爱玲独特的女性视角,体现了作家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剖析、对生存哲学的自我思考!岸率瞪,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就是一声重重的叹息![10]P.5她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写道: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她一方面反映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又暗示扭曲的女性实际上分裂为两半的命运,不是完整的全人格。这些,正是张爱玲和她的《传奇》在新海派文学中至今熠熠生辉的魅力所在。正如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所说:“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注释:

①本文有关作品的引文全部选自张爱玲《传奇》,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2]苏冰.允诺与恐吓[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

[3]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金宏达.编者前言[A].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王安忆.惟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A].张爱玲小说结集《传奇》[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6]张爱玲.天才梦[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7]张爱玲.谈女人[A].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8]柯灵.遥寄张爱玲[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9]于青.张爱玲传略[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10]叶兆言.一个苍凉的手势[A].张爱玲《传奇》[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董洪良(1977-),男,四川泸州人。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全国一百三十余种刊物上发表组诗、文学和文艺类作品。出版有诗集《嵌骨的爱痕》。现居泸州。

    联:646000,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南光路9号泸州老窖营销指挥中心大楼二楼巡视督察部   董洪良;手机:15731573453;邮箱:[email protected]。

作者:董洪良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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